人文期刊苦候“春天”

2006年2月，读者们拿到了久候的《书城》2005年12期。不出所料，坊间纷传了两个多月的“《书城》停刊”消息终于成为现实。作为上海唯一一本书评类杂志，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书评类杂志之一，《书城》创办以来可谓饱经风雨，经历三次转型，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。日前，《书城》主编吴士余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如何将“输血”转化为“造血”，是如今国内人文类杂志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

停下来想想怎么办

而今，《书城》已由上海三联书店的主管部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接手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报刊经营上颇具经验和策略，经过半年的碰撞，《书城》的明天想必会更好。据悉，《书城》虽说是“休整半年”，但半年后是否复刊，谁也没有把握。作为出版人，吴士余对《书城》深有感情，他期望《书城》的再次改版仍能保留这个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。

吴士余在总结《书城》4年改刊经验时说，《书城》经过编辑团队的努力，打造出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，在知识界有较高的声誉。这个社会影响，来之不易的品牌，值得珍惜和维护。当然，尺有所短，这几年以来，《书城》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如“书文化”与城文化的结合还应该更紧密点；对书籍的选择应该更迎合市场口味；在读者群体上应该正视知识分子的大众与小众的矛盾，有些文章学术性过强；后期稿件来源过于集中，成为少数作者的“专刊”。

近年书评类杂志的生存空间日益遭到压缩，国内有限的几本书评杂志的境遇都不很好过。继《书城》之后，《万象》杂志也首度延迟出版。不少人将这归因于该类杂志读者定位褊狭，内容曲高和寡。吴士余在总结《书城》经验时也认为，这类杂志需要政府的扶植。但在中国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如今，《书城》这类人文类杂志就真的缺少市场么？其实自《书城》宣布停刊后从天涯等论坛上如潮水般的发帖可以看到，《书城》还是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体，只是编辑部在如何将《书城》品牌的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的资金支持方面，还有待探索。毕竟，作为一本杂志，光依靠政府拨款或依靠某些企业的资金援助总非长远之计。

三任主编三种格调

作为一本以思想性、文化性为主的书评类杂志，《书城》这些年的定位也是几经变化。对《书城》这种专业杂志来说，主编的个人风格也就决定了刊物的风格和定位。1993年创刊时第一任主编倪墨炎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，因此最初的《书城》比较偏向于文学，读者群体定位是“给有中学教师以上文化、喜欢书的人看”。

1998年，陈保平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，继任《书城》主编，他是位散文家、原《青年报》副总编，因而把《书城》办成一本介于杂志与报纸之间的轻阅读刊物。大八开的开本以及粗软的泛黄厚纸，一批颇具锐气、激情的作者，使其成为一本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杂志。

2000年，陈保平调离后，《书城》休刊，也曾与上海书城商谈过合作。2001年11月，吴士余在继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后，接手《书城》成为第三任主编，恢复出刊。此时的《书城》继续尝试变化，开本变成了小十六开，全铜版纸印刷。开始吸取国外同类杂志尤其是《纽约客》的成功经验，尝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定位。吴士余认为，《书城》的主题是“阅读”，但不能局限于书评，而应该进行多方位的扩散，从书发散到人，从书发散到事，乃至于从书发散到当今社会流行的新观念、新思想，提倡一种“文化阅读”。这就要求将“书文化”与“城文化”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四年亏损三百余万

吴士余介绍，《书城》最初创办时系由上海版协主办，有独立的事业编制，资金全额拨给。那时候专职编辑仅一人，每年拨款三万元，发行量在三四千册左右。陈保平接手后，《书城》转而成为由上海三联与上海版协两家合办的杂志，虽然还保留着事业编制，但编辑都改由社会招聘，不再纳入编制。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继续补贴《书城》两年费用，之后则由杂志社自负盈亏。自停止经费补贴以后，杂志社每年亏损约二三十万元。

为了解决办刊资金问题，2001年《书城》开始吸收社会力量，与《21世纪》合作，由其投入资金、人员运作《书城》。当时《21世纪》预期投资200万元，两年后实现盈利。但4年下来，已累计亏损300余万元。由于看不到盈利前景，在2004年《21世纪》就已开始减少投入，杂志基本是依靠在北京的4家上市公司的赞助又勉强维持了一年。

那么，《书城》的费用支出主要体现在哪里呢？吴士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《书城》一般稿费为100～150元/千字，少数特稿则可达到300元/千字，以每期15～16万字计，则稿费支出一般在二三万元左右。编辑部5名编辑的人工费用每月也要1万多元。再加上印刷成本及发行等费用，《书城》平均每期费用支出在10万元左右。零售只能补贴部分成本费用，而其余几千册通过邮局发行的收入，按照邮局规定，又要交纳定价的40％作为代理费。